南大经师也是有弱点的。

　　这些人我们可以叫“教徒派”，基本上是近些年出现的美式新自由主义者，尤其重视宗教。他们换了个视角，以求解决以上两种思路的问题。

　　“传统文人”（这个时候主要是港台新儒家了）的理论认为，西方人带来的“现代性”反而导致了以湖南大经师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等各种问题。教徒学者对此表示承认，但他们指出，这个“现代性”不是正统的西方文化特性。相反，西方最核心、最本源的文化——宗教，一直没有被认真引进。传统自由主义者的问题也是如此。传统文化的最大问题，或者说和西方最大的区别，就在于宗教思想。但是，中国近代逐步引进西方的进程，引进到政体和意识形态之后，就停了。由于恰好把最重要的东西漏过去了，西方思想才没能压制本土的落后性。

　　中国的问题源自远古，湖南大经师思想的本质是“以人为神”，这一点在很古早的时候就有了。之后，不管是儒家的“圣人”，道教的“仙人”，佛教的“觉者”，都是让人成为神，是对人和神位格的混淆，所以都不能纠正这个问题。

　　近代（世界史的近代），洋人带来了基督教，才给了中国人纠正的机会，但大家都不以为意。

　　耶稣会在中国很早就开始传教，但利玛窦等人不坚持原则，放宽要求，结果只教了技术，没有让大家学到宗教信仰的本质。

　　梁启超等早期启蒙知识分子，接触了西方知识，但只是有选择地引进，还加私货。梁启超等人的“新人”之类的观念，和之前的“圣人”如出一辙。他们依然抛弃了基督教理念，还在坚持老一套。

　　而民国时代的“新派”知识分子，包括出国留洋的那些，也是如此。研究者发现，当时中国留法学生曾经广泛向法国知识界提出询问，请教当时的一众知名哲学家、文学家等人，中国到底学习什么才能实现启蒙。法国学者推荐的还是理性、自由、民主这类“法国传统思想”，这些思想经过归纳概括，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“德赛二先生”理论。但没人给他们讲宗教的重要性。

　　而最后，马主义在西方没有成功，却在中国发展起来，也是因为中国的环境里缺乏宗教要素，导致人对神的普遍不敬。这是中国和其他文明相比最大的特色，也是这个区别产生的根源。

　　这个就是4.0章节说的“傲慢”的问题。而中国的种种行为，是傲慢这个罪行最经典的体现之一：扮演上帝。

　　在神学层面，扮演上帝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扮演创造的上帝。

　　这个说法大家应该经常能看到，尤其是生物学爱好者，因为目前欧美对现代生物技术主要的批判就是从这个领域出发的，天天担心研究生命创造生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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