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的直接对抗。

　　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，继续发展这方面的理论。

　　钱大昕治学严谨，主张“实事求是”、“无证不信”。对于历史人物，反对主观臆断、用强行构造的伦理观进行评价。

　　钱大昕认为，当时“更有疏措大，辄以褒贬自任，强作聪明，妄生疻痏，不稽年代，不揆时势，强人以所难行，责人以所难受。陈义甚高，居心过刻”。主张“必知其人而论其世”，反对这种不管时代、不考证当时背景，自作聪明，强行褒贬古人的现象。

　　对于人物和事件，也要全面了解，指出“后之评史者，大都未阅全史，偶举一节，而震而惊之，无异矮人观场也。”不了解历史全面情况，只抓住个别情节，动辄震惊。实则主观片面，犹如“矮人观场”之可笑。

　　基于这种观念，钱大昕等人开始研究古籍。乾嘉学派擅长训诂考证，在研究过程中，考出不少生造和矛盾的地方。

　　比如钱大昕就发现，“从一而终”和“七出”，理论依据是相互矛盾的。因此，他认为，结束婚姻关系是合情合理的行为，对男性和女性都有好处，应该“义合则留，不合则去”。

　　进而言之，宋儒“戒寡妇之再嫁，以为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这种判断并不合乎礼义。钱大昕因此质疑，“准之古礼，固有可去之义，亦何必束缚之，禁锢之，置之必死之地以为快乎？”

　　而妇人再嫁的问题，也应该和评判历史人物一样，看具体的情况，再进行判断。有的妇人再嫁之后，相处融洽，成了“善妇”；有的妇人再嫁之后，却出了问题。所以不能认为再嫁本身不合理，而要看具体案例。单纯的“去而更嫁”，不能算失节。

　　此外，钱大昕还发现，守贞概念出现的相当晚，最早的时候只有“四德”，其他基本都是后儒逐渐添加的。同时代另一位学者钱泳则直接总结说，“宋以前不以改嫁为非，宋以后则以改嫁为耻，皆讲道学者误之。”

　　而钱大昕等人，在当时的学者中，只能算是中立或者说摇摆的一派。很多人的观点比他还激进。

　　考据学家臧庸认为，“人生本乎天”，圣人看重人的生命，不会轻易让人死亡。宋儒认为守节高于生命，让无罪的普通人穷饿乃至身死，违背了圣人的本意，也与人情不合。

　　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汪中，认为守节和殉节，不见于经传，也不合乎先王政典。

　　汪中尤其厌恶殉夫行为。他认为，“先王恶人之以死伤生，故为之丧礼，以节之。其有不胜丧而死者,礼之所不许也。其有以死为殉者，尤礼之所不许也。”圣王制定丧礼，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，让人们合理地怀念与祭祀死者，要点在于防止“以死伤生”。殉夫的行为彻底违背了圣王的意图，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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