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也是在这种环境下，产生了人口的快速增长。（土豆番薯这些作物影响很小）

　　其中一个重要的动力，前面也说过，清朝的镇压能力实际上是很糟糕的。想维持统治，就只能这样安抚了。钱穆在《国史大纲》中认为，清代统治中国的策略，就是一方面钳制士大夫，一方面讨好民众。

　　甚至在法律方面，都十分明显。只要汉人和回民、苗民、蒙古人等起冲突，清朝几乎毫不犹豫就会袒护汉人。在被洋人打了好几次之前，和洋人冲突时，也一样偏袒汉人。乾隆年间发生了好几起洋人水手误杀、殴杀汉人的事件，乾隆都要求从重从快，必须立刻处决。洋人每次都坚定抗议，但每次都失败。

　　（有兴趣的可以搜下德兰诺瓦事件，这事儿对现在都有影响。几百年来，欧美人基本上不承认中国任何政权对欧美人的审判具有合法性，哪怕证据确凿。包括当今。当然这个更多应该是宗教因素。）

　　基本上，只要别和有头有脸的旗人发生利益冲突，都可以照顾。至于普通旗人，实际上也没有多大差别（比如乾隆年间，旗人欠民人高利贷的经典例子）。

　　当代学者对清朝命案进行统计，没有发现身份导致的明显量刑区别。（《清代旗人民人法律地位的异同—以命案量刑为中心的考察》）有时，清廷为了表示自己对八旗约束严格，还会有意加重对犯案旗人的处罚力度。

　　此外，清朝有良贱律，良家子和奴仆发生冲突，法律偏袒良家子，哪怕有旗民之分也适用。八旗里的奴仆不少，普通汉人对他们犯罪，是有合法减刑的。这种例子就明显体现了统治者的态度。

　　大家需要注意的是，有个很容易犯的误区，就是“本族”和“统战对象”的地位问题。很多人觉得本族是政权的基石，政权在本族中的合法性，和得到的忠诚是最高的，所以应该是优待对象，但实际上，这种优待往往是政治性的，一般是没有天花板，或者选官有优先之类——说的直白点，就是除了面子，和大多数普通人没什么关系。

　　因为合法性不是拿来收藏的，是拿来花的；忠诚不是拿来保存的，是拿来消耗的。对于忠诚的“本族”，统治者的思路并不是“他和我是一家，我要好好对待他”，而是“他和我是一家，所以更不会造反，那这次就请他牺牲一下吧”。

　　当年入关的时候，中原有一大堆敌人，反正都要打，所以可以适当放纵。但坐天下之后，为了维持统治，就必须苦一苦旗丁，是很正常的反应。

　　所以，对于底层来说，甚至可能产生政治地位和实际地位的倒挂。“统战对象”在经济乃至司法方面，反而有优势。这种思路甚至是超越时代和阶级的，在很多地方都能看到。（当然，前提是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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