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世的历代史官们,在记述发生于圣唐821年新春的“西疆之乱”时,往往习惯将“水杉城攻防战”作为整个事件的起始点。
这主要是因为,后来圣唐皇朝和突厥帝国中的多位重要人物,尤其是镇疆系的高级将领们,当时都牵扯其间。出于对这些大佬的敬重,同时也考虑到他们对当时事态的种种影响,所以史官笔下的春秋岁月,自有一番独特的样貌。
然而,真正的历史却并非如此。
这场波及了西疆鬼漠三十六国,乃至包括帝都在内的中土世界,前后持续长达七年的“西疆之乱”,其实从圣唐818年便已经开始暗暗酝酿。
而大乱的真正爆发,则是以楼兰、疏勒两国的起兵反叛为开端的。
圣唐在经过了历史上三次对西疆鬼漠的大规模征讨之后,二十四代帝君李世伦推行大一统的治国方略,主张采取“怀柔安抚为主、重兵弹压为辅”的政策。
面对土地辽阔、民族众多的西疆三十六国,圣唐设置使节团和官市署,并在重要地区安排驻军,逐渐兴盛了连通东西大陆的西疆商道,最终实现安定域外、繁荣经济的目标。
商路沿线的各个国家,均享自治权,圣唐朝廷只派遣象征性的兵力,用以保护商路安全,并且恪守本分,不干涉各藩国的王廷内政。
如此一来,即保证了圣唐在西疆的皇权影响力,又能与各国各族和平相处,维护皇朝西部地区的战略安宁。
不过,世间万物并非永远一成不变。
圣唐历799年,在突厥帝国大可汗山都伊默的策动下,二十个番邦属国借由宗教事端,发动了震惊西疆的叛乱。帝君李成文火速派兵平叛,之后又专门设立镇疆都护府,防止突厥再次渗透破坏。
随着时间的推移,圣唐朝廷、镇疆军与西疆三十六国之间的关系,也在悄然的发生着微妙变化。
镇疆都护府虽然依照旧例,不干涉藩国内政,但他们毕竟是一支强大的军事存在,西疆鬼漠的任何地方势力,都不可能完全忽视他们的作用和力量。
庞大兵力的长期驻扎,也使得帝都的意志,可以通过镇疆都护府延伸至西疆的各个阶层,产生出举足轻重的影响。
渐渐的,生活在西疆的圣唐人,其社会地位日益提高。无论是外派于此的朝廷官员,还是投资经商的富贾富豪,抑或是都护府的将校军官,他们逐步成为了这片辽阔大地上新崛起的贵族势力。
这些人掌握着至高的权利,把控着稀有的资源,同时还不断结交着西疆各族首领,有时候,他们甚至可以左右某些藩国王廷的重大决策。
而这样的变化,也给当地一些传统的贵族势力造成了极为强烈的危机感。
不仅仅是本土贵族阶层,西疆普通百姓也真切的感觉到,在他们的头上又凭空多出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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