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就好好跟这些攻击的言论理论一下。
邓志谟跟着王文龙一起走进总编室,就见王文龙铺开稿纸,稍稍思索,便在稿纸的最右边写下文章标题《古来之民族主义》。
民主主义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影响最为广泛、内含最为复杂的一种社会思潮,从梁启超号召建立中华民族开始,各个党派文人挖掘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内涵,早就将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史给梳理的无比清楚。
攻击《民族国家论》的人以为中国古代没有类似民族主义的思想,那可是大错特错了。
王文龙提起笔就开始洋洋洒洒的书写:
“今有人以为民族主义乃是本人提出,古之未有,此论诚为可笑。
民族主义于各国、各文明从不缺乏,中华亦然。
上古之人古人鲜以“民族”名之,然家族、氏族、公族、宗族、邦族、国族及部族等词,于古籍中屡见不鲜。
自宋以来有金石学,而今又兴甲骨学,考“族”之本义,从甲骨文、金文观之,原为家族、氏族,或以此为基础所建之“社会军旅组织”也。其所寓之血缘宗亲之关系,盖早期族类观念之基石。
随社会之进步,各族活动地域之拓展,各族因频繁交往而渐融合为愈大之地域共同体,即古之所谓“民族”。于其中血缘成分日益复杂,种族观念遂有泛化,共同之语言、习俗及文化认同则日显重要,遂成今所谓之“文化民族”。
至晚至于春秋时,中原地区已形成且日益发展之“诸夏”或“华夏”,即显此鲜明之趋势与特征也。
圣人所谓:南夷与北狄交,而中原不绝如线。非将中原之华夏文明当作一民族,而与南夷与北敌不同者为何?
此乃民族主义也。
《礼记.礼运》有云: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,以中国为一人者。
天下一家,大道不孤。此即《民族国家论》中合各民族为一之观点来源,究其根本,皆圣人言语。”
王文龙给自己的理论找了儒家的法理基础,接下便又开始描述中国民族主义思想发展的过程:
“秦以前所谓国家,单指一家一姓之国家也。秦以后,中原王朝即追求国家与民族之认同。汉时人有:凡日月所照,江河所至,皆为汉土,之语。其豪情千古可见,此时之国家已非刘姓一人之天下,亦是汉人子民之国家。以此观之,其时汉人之民族主义已然出现。”
“此后春秋时的华夷之辩也继而发生改变,华夷之间不再老死不相往来,而是主动化胡为汉。”
“至唐时,韩愈所写《原道》叙述此法最为精确: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,诸侯用夷礼则夷之,进于中国则中国之。”
“自唐宋而至于今,此言想必闻者不少,有人以为韩愈不辨华夷乃是退步,其实详察之便可明白,此等说法皆是一脉而下……”
王文龙列举了大量中国古代将海外民族化为中原民族的具体事例,这年代的人能够通读历史的本就不多,更别说信手拈来的使用生僻史料作为自己的论据。
写完论据之后,王文龙最后又总结民族主义思想的优越性:
“中华民族主义有何好处?为何千年不绝如缕,虽屡遭阻碍,但始终向前发展?”
“余以为好处至少在三点:
一为化天下为一,使得国家内各族团结,不致分崩。
二者,扶助弱小,吸纳其他文明的同时使之能得以存活,不致逼上绝路,所谓服王化者得以保全,使四海归心。
三者,今之儒者不再如春秋时奔走于诸侯之间,而以天下为最大之诸侯,天下一体则天下一家,国事亦是天下人之事,儒者由此心方能有参与国是之动力,此伸明圣人大道之必然也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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