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于神秘的记录和消解，而不是那些字符本身。把一个个笔画胡乱画出来，是没有用的。

　　汉朝人的符咒，也不是靠那些符号本身起作用的。实际上，符咒就等于钱程写的公文。比如，对于殷琼等人来说，自身的法力只是一部分，甚至可以说只是一小部分。更大的部分，则是何时使用、如何使用、以及在特定场合下选用最合适的公文格式。

　　钱程一直把殷琼当做自己的核心幕僚，从来没怀疑过她的能力——连白芷和夏洛特，办事的时候，都不能让他这么放心过。这也不会让人觉得太意外，毕竟，一个优秀的道法运用者，肯定也是一个优秀的公务员。

　　同理，《春秋》这种经书，“神圣”的部分，也不在于历史故事本身。记录这些历史故事的方式，才是“微言大义”所在。

　　这个问题，在钱程之前，已经有公羊家们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。钱程将其归纳整理，把《春秋》相关的概念，总结为四个等级，来与新理论对应。

　　最低级的，就是“事”这一层，也就是用作载体的历史事实。由于“大道”对寻常人来说过于晦涩难懂，所以需要一个载体，把它变成世人容易理解的话语。这一层，就是这个载体。

　　在这一层之上，是经书的“辞”。历史事件只有被语言和文字记录下来，对后人才有意义，而记录的方式，就是所谓“辞”。

　　另外，一些公羊家认为，春秋的言辞并不是随性使用，是有一定规律的，而这些规律也不是单纯的文学手法，它们实际上是圣人刻意选择的，用来表达道义的规则。有人整理这些规律，分门别类罗列出来，称其为“条例”。这些条例所反映的，就是最终的微言大义了。春秋是用来教导大家道义的，这些深奥的“义”就以此蕴含在其中。

　　而这个“义”，就是大家公认的最高一级，也就是圣人原本的意思。

　　“事”和“义”这两部分，属于基本定义，大家一般没什么疑问，主要的问题，是出现在中间两层。

　　比如一个很浅显的问题：不同的记录者，不同的记录方式，记录出来的结果，可能是完全不同的。这实际上是史官们纠结很久的一个问题。

　　原则上来说，史官追求的是“秉笔直书”，但这个都不止是会被各国势力干涉，难以做到的问题，它从原理上就不太可能。

　　绝对客观的原始历史事件，也就是“事”，通过记述者的言辞，才能存在下来，而记述者一定是有立场的。哪怕追求的是“秉笔直书”，对于何为正，何为直，也总会有自己的判断。不同的人并不见得就有相同的取向，这个情况下，“直书”本身，就是一种主观的态度了。

　　钱程和太史以前就聊过这个问题，而太史对此比他还悲观。目前看来，大家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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