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到的，最多也就是尽量保存原始资料，暂时还想不到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

　　但反过来说，正是因为有这种性质，所以孔子编纂的史书，也就超出了历史事件本身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“辞”的不客观，才让圣人的大义得以表达出来。否则，经书就失去了“体现圣人意图”这一性质，也就失去了神圣性。

　　又但是，按理说，经书中的“道义”，本身才应该是最公正的，超脱于一切世俗纷争之上的大义。所以，经书的文辞才应该是最客观的。不承认这一点，等于失去了“道义”的性质，也会让经书失去神圣性。

　　这几个问题交织起来，导致对于《春秋经》的解读非常杂乱。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，又都有各自的忌讳。

　　公羊学家们始终无法超脱“事”，构建一个更加完善、更加纯粹的哲学思辨体系；也无法反过来，摆脱以往各类解读的影响，单纯就事论事，构筑一个新的历史体系。经、史双重性质，使得整个公羊学的根基，就存在着巨大的隐患，也阻碍了它的进一步提升。

　　所以，说难听点，虽然这是当今最流行的显学，但它的理论构建其实非常落后。不但疏漏极多，而且连基本的体系也十分原始，很多地方甚至都不如几百年前的教会。

　　白芷之前给他说，第一纪的时候，面对外来思想体系的冲击，儒家根本不堪一击。她不太清楚公羊学在当时的表现，但从结果看，也是个被吊打的。以至于那时的人研究“大道”、“大同”，都用西洲来的经文进行阐释了。钱程当时认为她是危言耸听，现在见得多了，只觉得这个结果毫不意外。

　　人家西洲人虽然其他方面落后，但神学这方面是真的极其发达。而哲学，以及其他衍生的逻辑、诠释等诸多学问，甚至包括数学，都是学者们为了接近神灵，研究出的产物。因此，哪怕这些学问，对于生产生活并没有直接的帮助，也总是有众多社会里最出色的人，持之以恒地投入其中。

　　他们思考的角度远比中原人更高，提出的理论也更加超凡脱俗，所以能够摆脱各种因素的影响，进行更加纯粹、更加成系统的理性思索。

　　在中原人看来，这都是毫无作用的玄学清谈，毕竟没人关心世界的基本元素到底是水还是火；知道先有物质本身、还是先有物体的存在方式，对于和胡人打架也没任何作用。这就没法让中原人长期坚持下去。

　　比如，大家都在研究天文，但研究的目标就完全不一样。中原人研究它，是为了观天授时，而观天授时的目的，是指导农业。所以，当历法的精确程度满足种地需求之后，中原人就懒得继续干了。

　　结果，钱程主持海上商路的时候，发现两边的航海技术，按理并没有明显的代差，但只要接触过的人，都会觉得，哪怕西洲蛮族，在天文方面的潜力也比中原体系大得多。这就是人家持之以恒地观察、学习，研究星空的结果。

　　那为什么要观察天象、研究星空呢？说白了就是为了接近神，而不是像汉朝这样是为了移除丞相。所以人家当然比你研究的深入了。

　　中原人在这些领域，往往起步很早，但走几步就停了，然后就被其他文明各种反超，恐怕少不了这个因素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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