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里得的公理体系、还有从天方教那里学来的形而上学思路和最新的科学、数学成果。

　　这一时期的学者也不排斥理性。事实不是大家理解的“满脑子中世纪思想的教会束缚了科学思想，禁锢科学研究，宗教改革之后才打破教会垄断，让理性和科学被广泛接受”。相反，宗教改革出现的新教，才是反对科学，明确认为“自然哲学有害于圣道”的。

　　比如，经院哲学家认为，人可以凭借自己的自由意志，主动探寻真理。通过道德的提纯和哲学上的智慧思辨，去认知圣道。

　　但路德宗认为，人是有原罪的，所以人的“自由意志”毫无意义。主观的思考、主观的行为，都不可能获得救赎，只能被动等待神的拯救。经院哲学家们自以为能主动地成为义人，得到救赎，但这本身才是更大的罪。

　　他们反对亚里士多德，也不是因为“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错误太多，不够科学”；相反，是因为亚里士多德过于讲究哲学和科学，与新教教义冲突了。

　　高仲认为，想研究和思考这些问题，得抛弃很多思维定式。他们那个时代的常识，也未必就是真实的历史。

　　现实中，并不是越改革就越“新”、越进步，相反，越改越原教旨、越极端也是很常见的现象。甚至，中世纪教会比近代新教，更接近于人们印象中的“科学、理性、自由”。那种西洲社会线性发展的观念，本身就是有问题的。

　　他也不能理解，为什么自己当年受到的教育要去鼓吹新教。

　　但是，话说回来，在那个时代，喊喊口号可以，如果真要在古代做事，最好还是清醒一点，更别提现在这个魔幻的第二纪了。照着经书硬套，是肯定不行的——别管他是哪个经。更进一步来说，高仲认为，学习西洲人的成功经验，也只能学习结果。他之所以会想“摆烂”，是因为实际接触多了之后，发现这两边根本不是一个体系的。

　　比如，所谓哲学，被认为是科学产生的基础，但西洲人的哲学，和他那个时代，中原人定义的古代“哲学”，就不是一个概念。

　　哲学是西洲人思考和认知世界的方式，而中原人的思维是截然不同的。然而那时，中原人却试图用西洲思维方式，强行模拟诸子百家，给大家乱贴西洲标签。这种结果，真的有意义么？

　　同样，中原人的思维，真的可以模拟西洲人的思维么？钱程对此，似乎还有些信心，还想尝试下能不能学习西洲人的宗教经验，从而学来一些更深层的东西。但高仲是完全不指望的，他认为根本没有可能。

　　钱程认为，通过抽丝剥茧，是可以找到区别所在，从而进行下一步尝试的。比如，在同一时期，西洲有神学家，东方有儒学家。神学家研究圣经，儒学家研究五经。那为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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