敌人，就是地方豪强。因为大族豪强的势力往往根本不管朝廷的禁令，就是要强行逼迫，让寡妇同意改嫁，以从中牟利。有些地方，干脆连演都不演，直接“扛孀”（就是让打手把寡妇直接抓走卖了）。由于基层管理能力不足，朝廷对此经常是无力的，只能寄希望于宣传，号召受害者把事情闹大，然后抓住恶劣案例，杀鸡儆猴。然而即使如此，效果也很有限，随着清朝由盛转衰，就更加严重了。

　　所以，清朝法律并不禁止寡妇再嫁，相反，法律禁止，并且严厉处罚强制寡妇改嫁的行为。在这方面，寡妇的个人意志又突然变得重要起来。

　　这种对比还不算离谱，至少在引导方向上，还能看出法律是倾向于支持妇人守贞的。但是，清朝法律里，还有更多看起来完全精分的地方。

　　比如，法律不保护再嫁的自由，但另一方面，法律保护招赘婿的自由。

　　要是从刻板印象的礼教和贞节方面看，这个规定就很神奇。赘婿是自古以来就被官府歧视和限制的对象，寡妇再婚按理说也是，但寡妇招赘婿，二者叠加，官府就突然变得非常宽容了……

　　究其原因，是因为“贞节”宣传，其实就不是真的要贞节本身。

　　官府的目标是保护小家庭，维持户口。而寡妇招赘，意味着她有财力和意愿维持原有家庭（入赘和出嫁不同，是不改变原有家庭性质和户籍的），而且得到了劳动力和武力（后者在基层也非常重要的）。另一边，加入家庭的赘婿，本来就没多大可能正常娶妻，基本上没可能建立稳定家庭，对官府来说价值很低。当赘婿还能起一点正面作用，属于废物利用了。

　　因此，官府对这种双倍不礼教的行为，反而是许可的。只要走官府的程序，就能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护。（而且实际案例里，不走程序也基本上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……）

　　在一些极端案例里，这种趋向就更明显。

　　清代巴县有一名妇女覃氏，有三个儿子。丈夫死后，覃氏选择守节抚养孩子。但之后，覃氏与自家雇工通奸，私产一子。覃氏的儿子们此时已经成年，但没有举报。事情被丈夫的兄弟们发现，告到县衙。（《清代巴县档案中的54例犯奸案件分析》）

　　清律规定，家奴或者雇工，与主人家女性通奸的，双方都判斩立决。这个案例里，通奸的女方此前一直被认为是节妇，结果直接连私生子都搞出来了，按理说对贞节的破坏更大，情节更严重。但衙门考察案情之后，只判雇工责惩（训斥责打），覃氏掌责（戒尺打手那种），都没到五级正刑的级别（就是正经的抽屁股都没到）。

　　这种夸张的案子背后，更容易看出官府的行事逻辑。

　　官府要求守节，看的不是贞节本身，而是维持家庭和养育子嗣。覃氏把三个儿子都抚养成人，实际上已经完成了“守节”这个任务的核心部分。之后有没有找其他男人，都是次要的内容了，属于可以通融的部分。

　　而另一边，覃氏从通奸到生子，最难瞒住的是她的儿子们。但儿子们没有报官，丈夫的兄弟们却去告状了。那个时候，丈夫的兄弟们，是“吃绝户”的主力。

　　实际上，按清朝基层官员们编写的断案经验，碰到亡夫家人举报寡妇通奸，尤其是打出人命的情况下，要紧的不是去调查奸夫淫妇是否真的通奸，而是第一时间追查那些亡夫家人，特别要关注亡夫的财产去向。当时这种情况的严重程度，可见一斑。

　　遇到这种情况，衙门第一反应，就是对这几个兄弟提高警惕。

　　这么一来，县衙的反应就可以理解了。

　　当然，这种规定和宗族的利益也会冲突。一些宗族的家规和官府的法律直接矛盾，双方为此也多有交锋，具体实现情况，只能看各地的控制力度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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