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地主，女眷也经常会外出活动，以求补贴家用。

　　从乾隆、嘉庆年间的案卷看，民间男女交往不仅没有受到明显的限制，人们自己都普遍没有“应该注意回避”这种想法。

　　后人想象中，似乎无处不在的礼教，更多是基于上层乃至顶层社会的一个侧面，或是出于官吏与士大夫的理想化描述。然而现实中，官府和礼教的约束不仅无力，在很多方面，甚至无法在民间产生足够的影响和认同。

　　但也需要注意的是，官府与礼教的让步是方方面面的。上面说的那些妥协和让步，看起来让女性更加自由，但这种让步和自由，在其他时候，不见得都是好事。

　　比如丈夫出租、出卖妻子，我看有些文章里，把它当做古代法律维护夫权的例子。但对于清朝法律来说，这个真的是冤枉了。法律其实是禁止这些行为的，不止禁止出卖本身，而且以卖妻为目标的其他行为，包括故意休妻等，都是犯罪行为。

　　清律中有大量禁止民间贩卖人口的法条，其中不乏从斩首到流放三千里这样的重刑，但和上文一样，这些条例的效力，完全依赖官府的权威，在官府权力不能控制的地方，也就没有了保护的作用。

　　所以，这些情况，也是没法简单地一概而论的。

　　经济的影响与“小农经济”神话：

　　明清守节妇女的数量相比先前有了很大提升，尤其以清朝的提升最为巨大。从上文所说的情况看，朝廷的宣传和礼教的影响，似乎不该有这么明显，但这个数字却是确凿的。

　　一些现代研究者认为，这背后应该也是经济问题所致。为此，引入了计量史学方法，运用统计学工具对古代档案进行分析。

　　研究者调取了不同地区，与妇女相关的棉纺、丝织、麻纺、茶叶等行业的数据，以及守节妇女的人数。通过计算，发现棉纺织业的发达程度对于妇女守节，有显著的正向作用。而其他行业和当地的社会总体收入水平，对于守节行为没有显著影响。（《礼教还是理性？明清寡妇守节的经济解释》）

　　这里需要介绍一下背景知识。

　　我们平常接触到的说法，大多把古代乡村家庭生产归纳为“男耕女织”，实际上这个说法是很不全面的。

　　在明朝中期之前，农村的生产方式，和之后有很大不同。而同一时间，江南地区和其他地区，差距也很大。在大部分时间、大部分地方，农民都倾向于“男女同工”式的生产。妇女参与田间劳作，是很普遍的现象。（《从“夫妇并作”到“男耕女织’，明清江南农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》）

　　而即使在纺织业上，不同行业之间差别也比较大。

　　在明朝中期之前，民间主流的纺织物是麻布。但麻纺织的过程中，包括一些重体力和专业性要求较高的工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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