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一类叫“义夫”，就是丧妻之后，坚守男道，义不再娶的男子。

　　义夫的要求甚至比节妇还高，比如按清朝的规定，需要三十岁之前就开始守节，坚持三十年以上。但明末到清初，节妇守节年限一直是二十年。雍正时期，减少到了十五年。到清朝后期，已经继续减少到了十年乃至六年。

　　而且，贫穷寡妇守节，可以得到旌表，但贫穷鳏夫“义不再娶”，却基本没有希望。因为在大众看来，无法区分他到底是没有财力再娶，还是单纯的道德坚持。所以，明清官府在旌表义夫的过程中，也总是挑选肯定有能力也有机会再娶，却坚持守节的中上层男性，导致贫穷鳏夫与此几乎无缘。

　　下层男性对此当然不高兴。明朝张岱的笔记《夜航船》里，一个丧妻不再娶的看门人牢骚道：“但见街坊旌节妇，不闻街坊表义夫。可怜世风日浇薄，使君到处皆秋胡。”——秋胡是浪荡子的意思，这里是抱怨说，官府就知道旌表节妇，却不旌表义夫，导致现在世风日下。

　　这个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不能确认，但反映出来的，义夫对于官府性别歧视的不满，却是很真实。

　　我们之前说过，礼教实际上是中下层男性提出的道德要求，但在这个问题上，义夫对于中下层男性的好处是很有限的。只能说，中国这边的文明，对于这种“对等”的追求是深入骨髓的。乃至这种按照按性别视角，已经不好解释的例子，都真实存在着。在这种近乎执念的思维方式下，哪怕实际执行很困难，也一定要提出相应的理论要求，并且找到示范典型。

　　对于妇女，当然也是如此。

　　研究者发现，明朝中期开始，江南很多地区，广泛出现了妇女出游的现象。妇女在闲暇、节日，大批前往山水名胜、园林寺观，乃至茶肆庙会，聚集游玩。风气之兴盛，愈演愈烈，不止上层妇女，连士女、商女乃至普通劳动妇女，都纷纷参与。（《明清江南游风述论》）

　　明朝人自己就注意到了随着时间推移，风俗突然变化的问题。在南京地区、吴中地区，明朝士大夫都发现，正德、嘉靖年间，还“风气醇厚，闺门严谨”，但到了隆庆、万历之后，风气就突然变化，妇女打扮迅速艳丽起来，穿戴“拟饰娼//妓”，出入“无异男子”。

　　这个过程，与棉纺织业最终成熟、江南商业快速发展，是恰好同步的。其中的关系，也比较明显了。这种衣着上的自由、出行的自由，归根结底还是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地位提升的产物。因此，虽然一直有人试图对此进行约束，但这种现象贯穿整个明朝后期和清朝，官府对此几乎无能为力。

　　这种行为对官府推崇的道德造成了冲击。官府发现，妇女出游时，经常有游手好闲的年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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